这样一个小说题目，茨威格的名篇，一般作家是会避开的吧。作者敢于拿来再用，一定是非常自信自己写出了新意。果然是以前没有过的阅读体验。这是一篇事关小说写作的小说，题目是用茨威格的，内容讨论的是美籍华裔作家的一篇小说，这小说又仿照美籍印度裔作家裘帕·拉希莉的《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》。有些套中套的意味，颇耐人寻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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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黎紫书，去年读了她的《流俗地》后印象深刻。这来自两点，第一是惊诧于在马来西亚这块中文的飞地上，她的语言的精美程度要超过我们大陆，没想到那里的中文传统被承继得那么好；第二来自于她对大陆中文写作的评价，她直言越来越难读到令人心动的作品，作品篇幅往往过长，以量充质。这两点一对照，不得不让写作者警醒，我们对待自己的母语是不是不够慎重？

她的这篇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，再次让人感受到语言的紧致和精美。此外故事的精心构置和精巧程度，也让人流连驻足。还有小说用了第二人称“你”，这种写法别开生面。这篇小说内含了很多如何解读小说的细节，像一篇很好的小说评论，也让人受益良多。

小说里有三位超过百岁的老太太，她们之间两两对照。写这封信的自称是“内奥米”的犹太裔老太太，对照第二人称“你”的女作家小说里的老太太，认为“你”在结尾处把老太太写成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，是落入俗套的一大败笔。然后引出裘帕·拉希莉小说里的老太太，作为一个资深的小说阅读者，内奥米一眼认出“你”写的老太太，是裘帕笔下那位老太太的翻版。这种模仿被内奥米认为很拙劣，说“你”根本没读懂裘帕的小说，接着就一一指出：地点从波士顿移到法拉盛就缺乏根柢；关键的第一次交房租的细节被潦草带过；反而写了太多无关紧要的吃吃喝喝……

读这样的小说，如果不去读裘帕·拉希莉的原著，总觉得隔膜。于是立即购了小说集《解说疾病的人》电子版，开始阅读小说中提到的那篇《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》，书中的译名是《第三块大陆，最后的家园》。果然如写信的老太太内奥米所说，小说蕴含了很多别有深意的细节，不是理想读者真读不出来。它有西方短篇小说那种简洁克制，不会铺陈太多，把更多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。内奥米老太太对裘帕·拉希莉的评价也很准确，“小说笔法老练，很难想象作者写它时还不到三十岁”。这部小说集让年轻的裘帕成为普利策奖年龄最小的获奖者。

经由小说中内奥米老太太对裘帕小说的解读，我也是前后读了好几遍，才品出了《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》的韵味。小说是西方小说常见的第一人称，内奥米老太太说得对，“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人物难得有这么含蓄又这般生动的”。这位印度孟加拉青年用一种平淡的、不带温度的口吻诉说着自己的际遇：在异国他乡的辗转漂泊看上去没有太多挣扎，新婚妻子刚开始时陌生如路人，同房东老太太的交道有些让人受辱，但他还是回报以礼节。这些感情色彩不浓的涓涓细流慢慢汇聚，终于引发了情感的喷发和转折。房东老太太初见妻子时的倨傲让夫妇俩初次靠近，老太太对妻子的赞赏为这段婚姻加持了祝福，不知不觉中，生活重新开始。直到看到老太太去世的讣告，“我”才如五雷轰顶，方发现房东老太太在自己情感转折中的重要性。小说的另一个译名《第三块大陆，最后的家园》，实际比《第三和最后的大陆》更能体现小说的要义，这位孟加拉青年感觉自己被第三块大陆接纳了，他在这里安居下来，波士顿成为他最后的家园。在崇尚科学精神的波士顿，印度人用来自古老文化的涵养，让西方文化接纳了自己。一篇短篇小说，就这样不着痕迹地描绘了两种文化的融合。

至于那篇被指认为有抄袭之嫌的“你”写的小说，作者无意提供它的全貌，只是对比了几个关键细节，这也让我们知道了小说的好坏和高下之分。比如不吝笔墨写了一个百岁老妇人的下午茶，对茶具的描绘巨细靡遗——而在裘帕的原小说中，百岁老妇人已经对食物不感兴趣了，主食仅是罐头汤——就这样，“东西方文化差异被写成了茶杯和盘子里的那点事儿”，内奥米老太太把它比作一把好宝剑，“你”只取了剑鞘。抄袭不说，还没有得其精髓，只是在外表大肆雕龙画凤。这无异于对原作的亵渎，于是理想读者，百岁的内奥米老太太写来一封信，讨伐来了。

作者设计了一个精巧的细节，借由内奥米的做心理咨询的台湾病人之口，让一位犹太裔老太太知道了“山寨”这个词——这个当下在中国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生产模式，当然在创作上就是抄袭。这样，小说的意旨就不仅是谈小说写作，而是扩大到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。为什么我们大陆的人对“山寨”有这么高的容忍度？并且人人都有机会从中获益？在小说末尾，有一笔精彩的点题，“山寨”被堂而皇之地解释为反权威、反主流、反智性的大众狂欢和文化现象，同我们有着革命基因的传统倒是很契合。

说到“山寨”，小说里还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性：作为写作者的“你”，名校学霸，矢志在写作上有所作为，却有些无底线，不仅一稿多投，还投机取巧落入抄袭（山寨）窠臼；另一个是内奥米老太太“中英文双全的孙媳妇”，老太太特别提到了她极强的生存能力，只是送给老奶奶的西湖蓝咖啡具，也被目光老道的老太太看出了仿冒（山寨）的痕迹。两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，均在不同的领域都默许了自己的“山寨”行为。她们都来自中国大陆，这其中不乏讽刺意味。

这让我联想起两年前网上盛传的华裔教授袁劲梅写的那封信《我就不该录取你》。袁劲梅还是位严肃的作家，对自己不安心学术，热衷关系，涉嫌抄袭，即将被退学的来自大陆的研究生，说出了“是你的失败，也是我的失败”这样痛彻的话。对于学生的人格分裂，她指出不能全怪学生，这是畸形教育和社会背景的责任。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，我们的教育“畸形”在哪里？我们的社会背景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？

一个域外作家能看到中国这些社会问题，那她指出的绝不是偶然的个例。这股“山寨”之风从经济社会刮向了文化界。种种乱象，急功近利，机会主义，实用主义……在学界和教育界屡见不鲜。读纪念黄永玉老先生的文章，这位世纪老人这么说：“‘文化大革命’后，人同人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。‘文化大革命’把礼法，社会关系完全破坏了，同时让每个人心里有了一种邪恶的东西。”读罢让人感慨万千。对传统文化造成的断流，时至今日仍然不能赓续。

此外，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中的内奥米老太太，以及她理解的裘帕笔下的百岁老太太，都让我们对老龄问题耳目一新。这也深刻地映照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。这两位老太太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力，非常独立自强。裘帕小说中的老太太拒绝哪怕是租客为她热一下汤，这篇小说中的老太太思路清晰地同作家辩驳。而在裘帕小说中还写了“我”的母亲，在父亲去世后即精神失常，生活无法自理。西方社会中，八九十岁仍在工作的老人比比皆是，股神巴菲特和他的搭档芒格就是例证，芒格更是近百岁了，仍然活跃在投资一线。近日，百岁基辛格还可以飞越大洋来华为中美关系斡旋。裘帕小说中印度青年，一定是在百岁白人老太太身上获得了某种精神力量，才能坚韧地在异国他乡扎下根来。内奥米老太太是位理想的小说读者，这一爱好至少有助于她远离老年痴呆。从这些老人身上，我们应该学习到另一种对生命的态度，帮我们迎接即将来临的老年社会，还有自己终将会来临的老年。

小说用独特的第二人称，在第一人称泛滥成灾的当下，显得卓尔不群。这样，作者得以用观察者的角度，不带主观色彩地描述整个事件。此外，作者还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“他者”——家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。有这样的监控存在，一个人的行为会有所收敛，不会毫无顾忌。这样的设置真是精巧，脱离开了那种自说自话。小说结尾处，摄像头里出现的是一个颓败的妇人，被一封信打得偃旗息鼓，不复昨日的“乘风破浪的姐姐”，真是妙笔啊！这些“山寨”“监控”“乘风破浪”的存在，让人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篇社会讽喻小说！我们足可以此为鉴了。

再说小说的篇幅。这篇中篇小说可能是近几年读到的最短的一篇，只比短篇小说略长一点，接近中篇小说的字数下限。可是，并不给人以单薄之感，其中自有一种丰富。可见，丰富与否并不只同字数多少挂钩。这在繁荣不衰的中篇小说中市场中并不多见。我们的中篇小说很擅长讲故事，很多也确实讲得好，可往往因为篇幅太长，成为“一次过”，再读一次让人生畏。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则不然，就是用评论者的放大镜反复检索，也会觉得很耐读，语言精练，语意深厚，没有一笔虚笔。这让人又想起在《流俗地》后记中，黎紫书对大陆长篇小说的批评，“再长了语言无味令人厌烦”，甚至“读之像是亲眼见着一头猪被人灌水，惨不忍睹”。这种以外来者角度提出的批评，不会是虚言。在读有些名家的新作时，也会有这种感觉：有必要写得这么繁复吗？写这些有用吗？从短篇小说的衰落也能看出这一点。我们的作家们不太懂节制，不知道怎么删繁就简。同黎紫书这样的域外华语作家比起来，我们对自己的母语不够珍惜，正在随意挥霍浪费。

最后又忽然意识到，黎紫书特地用了茨威格的名著做篇名，你尽可以套用小说中所说的“山寨”。可她的小说写得多有新意，丝毫不辱没原作，可看做是对茨威格的致敬。这也又一次讥讽了小说中的女作家对裘帕原作的拙劣模仿。

当下小说课也呈泛滥之势。这篇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，用小说的方式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小说课。

2023年8月1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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